让生命走得更远

2017-03-19
61岁的鲁金祥曾经与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掀开上衣,他腹部有一个脸盆大小的“人”形旧疤,这是他接受肝脏移植的手术疤痕。恢复健康后,鲁金祥说自己承载着另一个人生命的馈赠,必须活得更健康、更有意义,才是对捐献者的尊重和感恩。

2015年起,公民自愿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渠道。当年,我国器官移植手术达到了历史最高值10058例,2016年进一步上升到15000余例,增幅超50%。

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话来说,“器官捐献事业的春天来了”。

互联网+公益:10秒钟完成人生重要决定

142269,这是上海白领孙潇潇的一个新编号。她通过手机支付宝,进入“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页面,提交姓名和身份证号后,成为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登记备案的第142269名器官捐献志愿者。

孙潇潇把这当做送给自己的30岁生日礼物。将登记卡分享在微信朋友圈时,她写道:“想不出不救另一个美好生命的理由,抛开其他,生命燃尽薪火之时,还能赠他人以温暖,挺好。”

从打开支付宝,到手机显示印有自己名字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这个过程只花了10秒钟。

“互联网+公益”,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蚂蚁金服这一跨界合作爆发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新登记系统上线后的两天半时间里,新增登记就超过8.6万人,超过该系统既往运行两年半的登记总数。

这一合作灵感来源于国际先进经验。2012年5月,美国社交网站Facebook宣布用户可通过网站上的链接注册成为器官捐献者,不到一个月时间,24000余人注册。2016年,苹果在iOS10正式版中也加入了器官捐献登记功能,登记峰值达到一天13000人。

日前,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中国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显示,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56%的人不愿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登记或手续太繁琐”,登记渠道不畅、流程复杂等是导致登记人数少的主要原因。

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评估专家组组长方强对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意外,他说当前最大的阻碍并不是观念保守,而是落后的器官捐献管理系统。

从想法,到登记,有时只是缺乏一个渠道。“渠道畅通后登记人数迅速增长,证明越来越多人接受了器官捐献的理念,愿意加入生命接力的队伍中。”肝移植医生屠振华说。

黄洁夫认为,把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与互联网服务相结合,是一种超常规的、广泛便捷的社会动员方式,“可以预见,其广泛性和便捷性将让更多具有器官捐献意愿的人们参与进来”。

互联网不仅是工具,它也可以有温度。蚂蚁金服企业社会责任总监刘琴说:“对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除了捐款捐物的传统公益外,我们更希望技术、产品和开放平台能产生更多社会价值,满足公共利益。”

自愿捐献:公开透明让器官移植事业进入春天

捐献的器官去了哪里?如何给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过去器官捐献和移植过程的不透明,令不少人心有善念却对志愿登记望而却步。

实际上,2015年开始,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中国宣布废除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的渠道。由于移植手术环境变好、公开透明的全系统流程规范,更多人对于器官捐献多了一份信赖和认可,捐献人数大幅上升。

很多人不知道,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并不等于实际捐献。“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明确写着:“志愿登记仅是一个意愿,一种支持,一份宣传。”正如美国公民的驾照上,器官捐献志愿者会有一个“Organ donor”(器官捐献志愿者)的红心标记,是个人意愿的体现,真正完成捐献还需要达到一定的医学状态,经过严格的医学、伦理评估及组织配型等过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吴晓梁介绍,每例成功的器官捐献背后,都有一个十多人的团队,包括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评估专家、医院协调员、遗容整理师等,还有肝脏、肾脏、角膜等不同器官类型的专科医生,同时准备一系列的医疗、法律文书,整个流程非常严格。

一旦器官捐献成功,必须进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依据等待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等待时间、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排序,由计算机将其分配给最合理、最适宜的受者。“既要遵守所有的法律程序,还要保证合适的受者能够得到功能健康的器官,我们常常与时间赛跑、分秒必争。”吴晓梁说。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心肺移植专家、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利用开会间隙,动员更多人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公民去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这是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流程更透明了,社会更认同了,我们为这份事业鼓与呼也更有底气了。”

协调员:为生命接力的陪伴者

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与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同步发展的一种新职业。

他们经过系统培训,持证上岗。就像医生牢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护士在授帽式上诵读的“南丁格尔誓言”,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职责是:当患者到了生命终末期,死亡无法避免的时候,向病人家属传达公民逝后器官捐献的理念,动员他们在患者去世后把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拯救等待器官移植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真诚和专业,陪伴器官捐献者走完最后一程,帮助完成逝者最后的心愿。

大多数时候,协调员面对的是拒绝甚至责骂。“开口时就预感会被拒绝,但压力再大,也还是要开口,因为问出去了也许就有人有机会活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王璐说。

俞欢当器官捐献协调员五年了,在她看来,得到捐献者家属的信任和依靠,是这份职业的最大成就感。

曾有一对浙江金华的夫妻,在俞欢帮助下,给意外去世的女儿完成了器官捐献。此后,她成了这个家庭的“新成员”。“几年后,夫妻俩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希望我来给这个孩子取名字,让我很感动。”

由于器官捐献采取“双盲原则”,捐献者与接受者双方并不见面,协调员有时会成为双方传达问候的纽带。

新年前夕,王璐收到一张卡片,一名接受肝脏移植的孩子希望将卡片转给捐献者的父母。卡上稚嫩的笔迹写着:“爸爸妈妈,我不认识你们,但我谢谢你们。”

去世后将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世界上,帮助其他人活下去,通过捐献、移植,越来越多的生命在不同意义上得以延续。是器官捐献协调员,默默护送了一场又一场生与死的接力。

“最令人难过的时刻不是被拒绝,而是悲痛的家属说‘我愿意’……”从一名大夫,变成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在各种场合见过数不清的生离死别。生命的终结总令人悲伤,而作为协调员的她,能感受到更多人由此重生的希望和力量。